策划人寄语
“相亲”这两个字，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不管是父辈一代，还是新潮的90后，很多中国人的婚恋旅程似乎都与这两个字脱不开干系。虽然这期间，相亲也曾经被排斥、被嗤之以鼻，但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深厚的文化土壤，让相亲非但没有被时代的大潮淹没，反而一次次焕发出新的活力，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相亲这种择偶方式以更多样、更新颖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
本期策划，让我们一起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发展和变化的相亲这件事。
相亲变变变大事记
相亲，是中国最传统的寻找伴侣的方式，也称相门户、对看。古代婚姻多借媒妁之言，靠父母长亲包办。到了现代社会，相亲的选择权逐渐转移到年轻人自己手中，男女双方抱着恋爱甚至结婚的目的约会、聊天或参加活动，都可称之为相亲。
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相亲曾一度被政治化，人们把阶级出身、政治立场等当成婚配的重要条件。父母一般会委托朋友、邻居给子女物色跟自己家庭有“共同革命友谊、志同道合”的相亲对象。
在改革开放之后，相亲似乎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变化：人们开始进入既要有“上层建筑”又要有“经济基础”的多元化新相亲时代，相亲的方式也愈发多种多样。
新相亲时代的N种打开方式
改革开放后，相亲的节奏逐渐变得自由直接、轻松明了，网络、电视、手机让任何一种相识都成为可能，种种目不暇接的新相亲方式迎来了新相亲时代。
1.杂志报纸征婚
1981年1月，《市场报》刊登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则征婚启事：“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40岁，身高1.7米。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校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
1984年6月29日，第一则杂志征婚广告在《中国妇女》诞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婚姻与家庭》杂志设两页栏目“爱的呼唤”，每期发近50则征婚启事，依旧难以满足适龄青年的需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征婚启事的内容与择偶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1983年
张建国，男，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公社××大队人，预备党员。父母已故，兄弟四人，爱好文学，无烟酒嗜好，每月工资80元。欲寻一位心地善良，能料理家务，有正式工作的女子为妻。
20世纪80年代初，党员、海员、运动员等“员”很吃香，工作是征婚启事中最重要的一项，能养家糊口是最重要的。此外，“爱好文学”“无烟酒嗜好”等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字眼，代表着有文化、身体健康。
1989年
某女，32岁，身高1.65米，大专学历。品貌端正，温柔娴静。欲寻条件相当、诚实进取的国内外男子为知音。
20世纪80年代末，学历、工资变得愈发重要，以前避之不及的海外关系也很“加分”，随着社会的开放，海归不仅是新潮的表现，更是能力和财富的象征。
1995年
男，33岁，身高1.68米，离异，私车跑运输，日入过百元，住房180平方米。欲寻一位清秀美丽健康的未婚女子为伴。
随着观念的愈发开放和包容，离异已不再是洪水猛兽，其他条件过硬照样吃香。20世纪90年代，国企员工大批下岗，个体私企老板渐受欢迎。在择偶过程中具有优势的因素也逐渐转变为个人的、经济的、文化的，而非政治背景。
2007年
在外国长大的我，骨子里透着我们5000年的传统，一直用正直勤恳的心待人接物，讨厌物欲横流的爱情。个人资产：500万元以上。体形：运动骨感。要求女方气质高雅、容貌清秀、体形苗条，财产200万元以上。只是不知，你在何方？
近些年的征婚启事中，除去物质要求外，有文化、有素质、有情调、有爱好、有共同语言不可或缺，人们择偶的要求也更加直接坦白。男方的经济收入成为基础要素，女方的性格与文化修养愈发重要。征婚启事也逐渐淡出纸媒，向网络发展。
2.婚介所介绍
婚介所，即婚姻登记介绍所，帮助急于结婚的人物色对象或发布征婚信息。由于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束缚、严格的户口制度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工作关系，人员流动相对较少，青年男女的婚恋交友的范围仅限于生活圈，“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引起了国家的重视。改革开放的第4年，国内第一家婚介所—广青婚介于广州成立，隶属广州市团委。很多青年男女在父母的陪同下，在婚介所登记了自己的个人信息。
当时婚介所的出现，可视为一种政府行为，全国各地的婚介所多由工会、共青团、妇联以及民政等相关部门主导。直到21世纪初，全国的婚介所发展到接近3万家。2003年以后，婚介机构的注册登记审批权改在工商部门，婚介所完全市场化，开办门槛下降，全国的婚介机构迎来了迅速发展的高峰。
然而，随着网络的发展，
信息的逐渐畅通让人们恋爱交友的阻碍越来越小。传统婚介所规模较小、服务人员素质不高、运营不规范、保密工作不到位、服务质量较低、可选范围较小、婚托骗子横行，几乎与此同时，全国首家婚恋交友网站诞生，给传统地缘性婚介所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2007年之后，传统婚介所数量锐减。能够继续存活或新兴的婚介所，纷纷选择了正规的企业化运营方式，并逐渐向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互结合的模式靠拢。
3.电视相亲节目
1988年，山西卫视《电视红娘》作为国内第一档电视相亲节目出现在荧屏之上，其新颖的内容形式吸引了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它最质朴的节目宗旨—给未婚男女“牵红线”鼓舞了许多人勇于走上电视寻找自己的爱情。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视相亲节目随着人们的思想解放又一次焕发了生命力。1998年，湖南卫视的《玫瑰之约》开播，首次运用娱乐化的方式让未婚男女表现自己；2009年底，山东卫视《爱情来敲门》拉开了电视相亲节目第三波热潮的序幕，随后，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陆续开播。
30年的发展过程中，电视相亲节目从以前的寻找伴侣的纯服务类节目，逐渐发展为形式丰富的交友真人秀节目。“一男对多女”“闯关”“家人好友评价短片”，模块、形式不断刷新，矛盾性与娱乐性并行，吸引观众眼球；“你有房有车吗？”“结婚之后和父母一起住吗？”“你跟前任分手的原因是什么？”速食时代的新一代年轻人，问题也是一个赛一个的麻辣直接。电视相亲节目不喜欢含蓄婉约，力求在最短时间内让相亲的男女双方了解、速配，从而制造话题。
然而，电视相亲节目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诸如参与节目的嘉宾身份存疑、男女嘉宾言行出位等不良新闻比比皆是。电视相亲节目开始在人们心中走向负面的一端：首先，近年的电视相亲节目逐渐失去了它的根本功能—服务，而过度追求娱乐的功能，失去了可信度；其次，某些电视相亲节目的价值观导向存在较大问题，“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思想，“所有的前任都死在我心里”等语言暴力和极端观念，会扭曲当代年轻人的恋爱观、择偶观，也会让他们对爱情和婚姻愈发失望。
在人民网2015年的《相亲类电视节目调查问卷》中，44.6%的人认为此类节目“内容虚假、情趣低俗”；28.5%的人认为“是庸俗的娱乐节目”。总体来看，电视相亲节目在大多数受调查者眼中形象不佳，负面倾向明显。而在“您会选择下面哪种方式寻找另一半？”的选项里，只有不到12%的人选择了“参加电视相亲节目”。
可见，电视相亲节目虽然依旧受众不少，但已不再是适龄男女心目中可靠的相亲方式。年轻一代的择偶观虽然比上一代更直接、迅速且在物质上有更多要求，但终究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大浪淘沙、返璞归真，他们对真诚和匹配的要求仍然很高。
4.网络相亲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中国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潮流，人口流动性增强，很多年轻人离开自己的家乡和朋友圈到新的城市学习、工作和生活，终身大事也必须靠自己解决，这时，正在稳步发展的网络婚介和交友网站便成了他们最便捷的途径。
网络婚介，实则是婚介所在互联网大发展之后的线上呈现形式之一。1998年5月，中国首家免费婚恋交友网站—中国交友中心在深圳成立。相亲者注册自己的信息并实名认证，主动在会员中搜寻或由网站客服介绍与自己条件匹配的对象。网络婚介的建立使适龄青年的选择范围千万倍地扩大，他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向自己心仪的人发出爱情邀请，借助网络谈情说爱直至谈婚论嫁。
总体来看，网络婚介和传统婚介具有相似的服务模式：利用与整合注册会员的资料，通过出售個人信息来获取中介费。然而，网络婚介也存在着与传统婚介所类似的问题：信息审核不严格，给婚托、骗子甚至不法之徒乘虚而入的机会；收费标准不合理，婚介服务收费从几千到几万元不等；服务标准不明确，有的网络婚介对高要求人群收取高昂的服务费，却经常“乱点鸳鸯谱”，无法给适龄青年匹配到合适的对象，纠纷官司不断。
与此同时，在微博、豆瓣、BBS、论坛以及贴吧等社交网站中，均有不少“找对象”“求男/女友”等相亲板块和内容出现。想找对象的主动的一方通过更加自由、随意的方式发帖、发博，写出自己的条件和期待，而其他的网站浏览者会选择回复或者私信的方式回应对方。从网聊到见面、从网友聊成情侣，是网络自由相亲的普遍模式，互联网就是他们的媒人。
这种相亲方式自诞生以来便颇受欢迎，时至今日仍热度不减，它不拘一格、形式随意、更依赖感觉，反映了年轻人注重“聊得来、看眼缘”的自由恋爱观。
5.熟人牵线
2011年，第一财经日报《财商》与腾讯女性频道、珍爱网联合发起了“成功率最高的相亲方式”的网络调查。问卷显示，当今青年男女最常用的相亲方式仍然是“熟人介绍”，占比约67%。而在成功率最高的相亲方式选项中，“熟人介绍”
也以60.6%的占比名列前茅。
依赖熟人社群，是21世纪适龄男女择偶观的又一体现。随着网络虚假信息泛滥、电视相亲节目的娱乐化以及择偶问题日益严峻，人们逐渐回归传统，不再排斥熟人介绍的相亲对象。
熟人牵线之所以成功率高，一是提供的资料信息较为真实可靠，保证了双方的真诚相处；二是熟人介绍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精挑细选后，比较符合征婚人现实要求的，可谓是“门当户对”。在这其中，朋友、同事、同学等同辈人介绍成功的几率更高一些，因为他们对彼此的需求和偏好更加理解。最重要的是，这种婚介形式往往能得到双方朋友或家庭成员的支持和参与，有外力相助自然要更加牢固一些。
由于思想观念越来越开放，人们对婚恋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更注重情感。所以，现在的熟人介绍相亲不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过度干预，更多的是给适龄男女提供结识的途径、意见和指导，也更加尊重当事人的自主选择权。熟人，依旧可以称得上是现在业绩最优秀的“红娘”之一。
6.相亲角
2004年，全国第一个相亲角诞生于北京龙潭公园，当时被称为“家长相亲会”。紧接着，许多相亲角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中国二线及以上的城市里。在这些城市中，相亲角几乎都位于城市公园：北京天坛公园、上海人民公园、成都人民公园、杭州万松岭公园……是操心孩子终身大事的父母们聚集的地方，他们自发地摆摊挂牌、四处搜罗，几乎每天都会来公园报到，而他们的子女几乎不会露面。“白发相亲”，正是相亲角最明显的特征。
相亲角的被征婚者学历普遍在本科以上，硕士博士也不稀罕，职业以公务员、公司职员或会计、科研人员等专业人士为主，收入也是处于城市中层水平。但父母们依旧很焦虑，他们通过跟征婚者父母攀谈，了解对方的经济条件、家庭背景等信息后，才将对方介绍给自己的孩子。“只要本地人”“要求女方30岁以下”“对方父母有医保的独生子”“不要属鸡的”……这些条件在相亲角屡见不鲜，每位父母都有自己坚持的原则：他们想为孩子寻找到符合自己心中理想的儿媳/女婿，孩子是否能看对眼是后话，但某些硬件条件必须过自己这一关。
相亲角的父母们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走过的人生之路相对特殊，接受的教育是相对不完整的，又遭受过经济转型期的困窘，他们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所以这一代父母对孩子的婚恋有着特殊的“怕”：怕唯一的孩子过得不好，既怕他离自己远去，又怕他肩负过重的养老压力。所以，相亲角的父母才如此挑剔。然而，他们的孩子是80后、90后，是“既重物质又重感觉”的一代，所以孩子们对父母去相亲角既默许，又无法完全认同。
有学者说，相亲角实际是“毛的一代”在替“邓的孩子”找对象的地方，这种跨越时代的代替相亲，虽然至今在公园里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效果可想而知。
7.快餐式相亲活动
近两年，大规模的万人相亲会在大城市也日益盛行，多由一些婚恋机构组织。万人相亲大会常常以“N分钟约会”为主题，参与者们轮流见面、快速发问，再从中筛选出自己的心仪对象。
参与者广泛、参与费用较低、形式灵活多样、年轻人参与度高、省时有效率是快餐式相亲活动不可忽视的优点。这种相亲方式看起来像工厂流水线，不太浪漫，但受到许多平素工作繁忙的白领们的欢迎，其衍生出来的相亲活动也是各式各样：N人晚餐、单身户外半日游、单身派对……年轻人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来参加新颖独特的相亲活动，其间参与者会就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与别人攀谈，通过整体感觉来确定意中人。
快速相亲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相亲者信息鱼龙混杂、难以仔细核实、缺少管理监督，而在单身派对中出现的攀比和炫富现象也会降低相亲者的参与积极性。尽管快餐式相亲这几年受到人们的欢迎，但它极易促成闪恋和闪婚，这种浮躁的择偶心态会压缩男女相处试错与磨合的时间，对于长久婚姻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40年来，择偶观一直在变化
从某种程度上看，一个时代的相亲特点反映了一代人的择偶标准，同时投射出时代发展的脉络和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文化因素的地位一路攀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形成了对知识的迫切需求，使社会重新认识知识分子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当时的择偶标准中，文化因素上升到第一位。人们首先考虑个人素质，比如品德、才干、职业、相貌等，择偶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的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经济成为主导因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择偶观也开始向经济利益倾斜，实用主义倾向愈演愈烈。“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一部分女性的共识，因此，社会上少数富人与在权力部门中工作的人成了優选。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多元择偶因素并存，情感因素重新归来。进入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现代与传统、开放与保守共存的多元结合体。人们首先考虑的重归于双方感情，经济收入、家庭条件、学历职业、容貌身材等实在的因素同时权衡。但人品素质、气质性格、共同爱好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择偶标准。年轻的一代不再视物质条件为唯一，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否“爱得上、聊得来、处得好”，如此严格的标准是当代的年轻人恋爱越来越难、结婚越来越晚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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