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人民日报》刊发了“聚焦·二孩政策一年追踪”系列报道第三篇：《生不出二孩真烦恼》。文章刊发后，引起了各方的激烈争论，报道中谈及了是否可以通过冷冻胚胎留下“种子”，甚至是通过放开代孕解决这个问题。不少网友将其解读为政府为了鼓励生育，对代孕的管制有所放松。2月4日，河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平安中原也发起了一个名为“代孕合法化，你支持吗？”的投票，截至目前，近16万网友参与投票，大多数网友持反对意见。
孩子，一个执着的念想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和相爱的人结婚，再孕育一个自己的宝贝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也许你还不清楚，据中卫生殖健康网发布的2015年不孕不育大数据调查显示，我国已婚人群中不孕不育率已经高达12.5%～15%，总人数超过了5000万，并呈现出不断攀升与年轻化的趋势。
也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未必足够幸运，能顺顺利利地享受到天伦之乐。男性精子质量异常、性功能障碍，女性子宫内膜薄、输卵管堵塞、胎停育等，都是让育龄夫妇困扰不已的沟沟坎坎。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很多高龄妇女也加入了生二孩的队伍，全国符合生育二孩条件的家庭中，有50%的夫妻在40岁以上。生育对他们而言，更非易事。
但往往越是有生育障碍的夫妇，对孩子的渴望越是强烈，有的人甚至在求子的路上十数年步履维艰，至今没有放弃期待。面对生育路上的重重险阻，选择共同携手面对的夫妇一般会首先求医问药，希望医院能够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案。然而据中国人口协会数据显示，国内医院不孕不育的治疗失败率约为60%，即使有了白衣天使的帮助，许多人仍然无法得偿所愿。于是，很多夫妇将目光投向了试管婴儿。
贝贝和老公小成是沈阳人，两个人都很喜欢小孩，婚后就从没避过孕，可始终也怀不上。直到有一天，贝贝好不容易怀上了，一查竟然是宫外孕。手术时，医生切除了贝贝一侧已堵塞的输卵管，保留了另外一侧也并不十分健康的输卵管，自此，痛苦和失落填满了小两口的生活。“我这么爱孩子，为什么会是我？”贝贝经常哭着问自己。
几年后，小成的生意由沈阳转到南方，偶然间，一则试管婴儿的广告吸引了贝贝，她决定拼尽全力试一试。小两口频繁地出入医院，抽血、化验、取卵、取精，经过两次胚胎移植，心力交瘁的贝贝还是没能怀孕。贝贝身体承受的痛苦和精神遭受的折磨，小成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每天打两次针，一打就是半年。刚开始针扎在身上，贝贝感觉好疼，日子久了，就只剩心疼了。就这样，又经过了漫长的4年，贝贝终于怀孕了！老天眷顾，贝贝的孩子于去年8月出生，是个漂亮的女儿。
小成和贝贝无疑是幸运的，虽然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有的夫妇也在这条路上将钱掏尽，将泪水流光，但后天的病变和随着年龄增长而日渐衰落的生育能力让他们陷入了日益加深的绝望中。更加残酷的是，有些人的伴侣没有勇气继续过没有子女的生活，开始另外选择能和自己绵延子嗣的结婚对象。
他们想用别人的子宫生自己的娃
1996年，中国大陆诞生了第一名试管婴儿。10年后，国内首例代孕母亲试管婴儿在北京诞生。代孕，这个上世纪70年代就在国外出现了的名词，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也带给那些试管婴儿手术失败的夫妻更多希望的曙光。
近年来，中国社会上关于“代孕”是否应该解禁的争议越来越多，但我国始终严令禁止各种形式的代孕。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第2款指出：“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毫无疑问，中国对代孕说No的态度十分坚决。
然而，在代孕被明确禁止的情况下，仍然有万千不孕不育夫妇的巨大需求催生了一个非法商业代孕市场。但这个市场对求子若渴的夫妇来说存在巨大风险：一是不透明的市场会催生骗子，二是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三是不健全的机制难免造成纠纷，寻求代孕的一方很可能因为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鸡飞蛋打，钱和娃都被对方“赖”走。
2009年，当马女士和丈夫考虑生孩子时，发现自己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长期服药，医生诊断其不宜怀孕。一直不死心的马女士无意间看到武汉一家代孕机构的广告，通过QQ向对方咨询。多次交流后，2011年5月，马女士找到该代孕公司，是一间只有10余平方米的小办公室。3年后，马女士第二次来武汉，并见到了所谓的代母“李小燕”，经交谈后感觉挺满意，遂于第二天签合同并交付3万元订金。
2015年年底，代孕公司安排马女士在武汉某医院打了促排卵针，又和丈夫一起飞到广州采集精子和卵子用于人工培育胚胎。3天后，代孕公司工作人员李某来电称胚胎成活，移植需交4万元。一个月后，李某说需要再交27万元。前后算来，马女士已耗资约37万元。每成功一个过程就要交一笔钱，整个过程她将支付约70万元。
就在马女士一心等待孩子降生时，意外发生了。马女士突然接到李某来电称代母意外流产，按合同需付2万元补偿。这个消息让马女士蒙了，她焦急地询问原因，李某称孕妇在3个月内流产很正常，交钱可重新再找代孕者。“胚胎培育和移植成功都是听他说的，我根本就没看到。”这个时候，马女士意识到自己上当了，立刻打电话报警追回了被骗的钱款。
尽管如此，“黑代孕”发展势头仍然很快。如今，在网上搜索“代孕”等关键词，立刻可以得到500多万条相关搜索结果，而这其中最多的就是代孕中介机构的广告和联系方式。进入网站后，可爱宝宝的图片、详细周全的相关链接和相对“透明”的套餐价格让许多求子心切的夫妇完全抑制不住想要与在线客服联系的冲动。
但实际上，这些代孕中介“表面很透明，内里很混乱”。代母的身体条件、家庭背景、孩子出生后的健康状况、孩子的所属权、代母与委托方的“安全距离”……对于这些关键的因素，地下中介多是闪烁其词。至于之后产生的所属权纠纷，更是他们在咨询时闭口不提的事情。
世界各国代孕面面观
纵观世界，有些国家立法允许代孕，甚至将商业性代孕合法化，也有些国家则明令禁止代孕行为。但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只允许志愿代孕，即无偿代孕行为。在美国，只有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等少部分地区承认商业代孕的合法化；在欧洲，除英国之外，其他国家也禁止各种形式的代孕行为；在澳大利亚和泰国，只允许亲属之间的代孕行为；在日本和韩国，代孕颇有争议，却始终被禁止；而在横跨亚欧大陆的俄罗斯，代孕不但完全合法，相关配套法律也比较健全。
爱优选ICRM国际生殖医学中心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钱军先生介绍说，《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基本法》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等法律，都对代孕做出了严格规定：代孕婴儿的父母在获得代孕者的许可和证明之后，即可完成对新生儿的注册，届时代母将不能争夺孩子的所有权。这也让俄罗斯成为了越来越热门的代孕项目实施地。
“俄罗斯是一个代孕全境合法化的国家，对胚胎父母以及代母的规定都非常明确。”因此，对于那些由于生殖疾病引起不孕的女性、失独家庭以及RH阴性（熊猫血型）等特殊家庭，合法代孕无疑为他们带来了曙光。针对许多求子若渴的夫妻所纠结的问题，俄罗斯ICRM的院长Korsak博士说：“美国与俄罗斯的试管婴儿平均成功率为70%～85%，居世界首位。正规的代孕中心不只有专业服务和先进技术加持，对代母在生育史和生活习惯上的要求也非常高，比如无任何疾病、成功顺产过一个孩子、无流产或剖腹产记录以及在孕期必须全程居住在代孕中心接受监督等。同时，代孕中心会提供一套完备的法务流程，双方签订法律协议，确保亲子权的归属。而代母一旦出现违背协议的敲诈行为，将面临最高期限为4年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监禁惩罚。”
《人民日报》有关代孕的报道引起了对代孕合法化的探讨，有学者建议在国内开放代孕：“生儿育女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不但医学和社会有责任、有义务帮助不孕患者，法律也该给代孕一个说法。”但国家卫计委却对此做出严肃回应，称将继续严厉打击代孕这种违法违规行为。代孕，依旧在中国法律禁区之内。
国外也许有着更加宽松的法律环境和相对完备的医学条件，很多求子心切的夫妇也试图绕道国外去圆自己做父母的梦。但在选择拥有孩子的途径时，我们更应该三思。几十年来，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发展飞快，但仍有风险一路同行。你所创造的，是一个人，而非物品，所承担的责任和风险都需仔细考虑。无论是治疗、试管、代孕，还是丁克，最适合自己的才最值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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